对话郑永年：
中国市场大而不“强”，如何破局？
Dialoge 2026.03.27
世界｜对话｜观点
编者按
2026.03.27
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、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复杂背景下，今年全国两会设定了4.5%-5%的预期增长目标，并将“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”置于核心议程。从追求规模的“大”向注重质量与效率的“强”转变，这不仅是深挖内需潜能的破局之策，更是应对外部贸易保护主义逆流的战略锚点。
本篇访谈继续承接上篇（详见《两会解析｜对话郑永年：中国经济的“跃迁”，关键不仅在技术，更在制度》），深度剖析了中国市场“大而不强”的深层体制症结。郑永年教授在对话中犀利指出，破除地方行政壁垒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释放生产要素活力的关键。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，中国绝不能陷入封闭对抗，而应以“放得开、管得住”的制度底气，坚定推进高水平单边开放。文章呼吁，中国应通过“开源式现代化”的优质产能惠及全球南方，在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国博弈中掌握真正的战略主动。
大湾区对话
邀请嘉宾：郑永年
本期采编：冯箫凝 伍子尧
大湾区评论：
今年设定了4.5%-5%的经济增长目标。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、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，有人认为这是“稳健”，也有人觉得是“保守”。如何解读这一目标背后传递的政策信号？
郑永年：
这个目标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。
首先，从外部的整体环境来看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斥着乱局、冲突、战火。无论是中东乱局，还是俄乌战争，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加不确定了。下一个冲突或战争会在何时来临，未来的世界是否会更加动荡？我们很难预测。
第二，关于经济指标的问题。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称之为“五年计划”，现在已经改为“五年规划”了。计划经济是比较好算的数学题，但我们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了。何谓“规划”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规划就是一个指导性的区间指引，不是硬性的、必须要达到的数字指标。
第三，为何要设定这样一个目标？增长目标设定在4.5%-5%的区间，一定是实事求是和有科学根据的。如果我们想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想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合适？比如我们每年要消化新增的就业劳动力——12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。各个方面的发展都需要这样一个增长率来支持，而这个增长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。决策者在顶层设计时，综合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因素，才得出了这样一个指标和指引方向。
第四，不要忘记除了“GDP”，还有“GNI”。我们既要重视“中国经济”，也要重视“中国人经济”。中国经济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经济，而中国人遍布全世界，中国人在全世界开展经济活动就构成了“中国人经济”。我们现在有大规模的企业出海，企业经历着国际化和全球化，这既是对外开放的一部分，也产生了海外中国人经济。欧美的企业高度国际化，其很大一部分的产值都是在国外产生的，而不是只算国内的部分。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必然出现的趋势，应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以中国为根基进行全球布局，构建起互联互通、互利共赢的“中国人经济”。
所以这个目标，我们不但要用动态的眼光去看，而且还要扩大中国经济的外延去看。
2026年1月27日，在山东港口烟台港，汽车运输船在装载出口商品车（图源：新华社）
大湾区评论：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任务时，将“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”放在首位。与以往提法相比，今年特别突出了一个“强”字，而不是“大”字。要实现“强”，当前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？
郑永年：
中国很多年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“单一市场”，但这个“单一市场”还是要打个引号的。我们拥有4亿中产，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了。美国有多少中产？目前他们的中产比例萎缩到50％左右（也有人估计在40%左右），也就2亿多中产。从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来说，我们也并不比美国低。但为什么我们整体的消费能力没有体现出来？
去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很大，接近1.2万亿美元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制造能力强、出口增加了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进口少。进口少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消费，我们的中产对名牌包包、名车等还是很有消费力的。中国市场“大而不强”的根本原因，还是在于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很多要素流通受阻。
在宏观层面，我国疆土辽阔，想要建立一个完全行政统一的大市场自然非常困难。关于打破区域边界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，其实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好多年了。中央也提出了很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。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、南方、北方都不一样，虽然现在基础设施没问题了、交通方便了，但想要“一步到位”，难度依然很大。所以中央提出先建设几个区域共同市场，比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、成渝等。这些区域共同市场形成以后，再连成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，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。
迄今，在微观层面，中国企业的生产要素流动依然是比较难的。这一点上，中外企业应该都有切身感受。广东的企业要跑到东北、西北很难；即便在广东省内，深圳的企业要跑到广州也很难；甚至在一个城市内部，不同区之间的生产要素也很难流动起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地方政府有考核指标，都想把企业和GDP留在自己这边。有了平台经济以后，统一大市场的情况比以前好一些，像阿里巴巴、腾讯等平台经济实现了全国统一，但依然有很多的线下要素很难流动起来。
从外资的视角看，美国是一个统一大市场，中国企业去美国，基本设置一个办公室就够了，因为美国东部、西部的规则是一样的，可能只有州与州之间有微小的差异。中国企业去欧洲，欧盟共同体规则也是一样的，设置一个办公室就够了。但是外国企业到中国，设置一个办公室则不够，二是需要在上海、广东、北京各设一个，这样成本就很高。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大市场，需要不同的中间人来沟通，才能对接华南区、华东区等各个大区的事务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我们的共同市场在微观层面还没有完全形成。
如果共同大市场真正形成，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效率将会大大提高。堵点、难点在哪里？堵点肯定不在企业，因为企业希望市场越大越好，希望产品能毫无障碍地销售，生产要素能在全国范围流动。堵点也不在普通老百姓，统一大市场对老百姓的自由流动也有很多好处。那么堵点就在政府本身，主要是行政壁垒的问题。这需要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来解决。
在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，工人们在生产销往RCEP成员国的叉车（图源：新华社）
大湾区评论：
想要打破行政壁垒，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？
郑永年：
从纵向看，我们要减少行政层级，现在的层级过于冗余。历史地看，秦汉时期是郡县两级政府，到元朝出了“行省”（行省本意就是“会走的机构”），后来慢慢固定下来，形成了中央、省、县的层级。但到现在，纵向行政架构的层级已经数不清了——中央、直辖市、省、计划单列市，下面又有地级市（广东就有21个地级市），地级市下面有县级市、县，县下面还有乡、镇等。再比如深圳，有市、区，区下面还有街道——可以说是三级半政府，这个链条实在太长了。
从横向看，政府机构设置也十分繁杂。比如东部一个县人口规模可能很大，但是西部有些县人口不到十万人。就算是这样少的人口，管理起来也要设一整套县级机构。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越南最近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，越南改革总的目标是回归精简——纵向精简为三级政府，中央、省、县；横向也在合并省份，从63个合并到34个。
行政层级少了，为什么有利于形成共同市场？因为市场运行的基础是规则和制度，而在我们的体系内，规则和制度是政府制定的。如果各地政府都制定不同的规则体系，市场就被分割了。简单来说，政府壁垒少了，市场就变大；政府壁垒多了，市场就变小，所以很长时间以来，人们把中国经济称为“市长经济”，而非“市场经济”。很简单，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我们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。
大湾区评论：
正如您刚才所说，地方政府有考核指标，都想把企业和GDP留在自己这边。而且往往越是经济下行的时候，地方保护主义的心理就越明显。如何改变？
郑永年：
因为大家都会去争夺资源，所以说政府的考核体系要改变。中央早就提出来要“放、管、服”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。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还是直接的经济行动主体，还未能完全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。
大湾区评论：
这次两会代表在热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时，多次提到要整治“内卷式”竞争。在体制机制层面，地方政府必然需要进行干预。如何确保在政府“有为”的同时，不损害企业家精神？
郑永年：
“有为政府”和“有效市场”，表面上看好像不矛盾，但深究起来发现还是二者之间还是需要边界的。政府的“有为”具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？假如政府是干预企业很“有为”的话，那“有效市场”、企业家精神肯定受影响；但假设是服务企业很“有为”，这便是鼓励了企业家精神。所以现阶段一些人还是在抽象地谈“有为政府、有效市场”，其中的好多逻辑暂时还没有搞清楚。
在西方，政府和市场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。西方主张市场要把政府排斥在外，政府只是“守夜人”，市场本身的企业家精神是最重要的，就像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精神。但中国不一样。我认为“有为政府、有效市场”总体上是对的，因为如果完全是资本主导或者市场主导的话，“社会”就被忽视了，所以政府“有为”的干预是特别需要的。其实西方也一直在探讨这条路，以前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完全是资本主导的，但这导致了社会越来越不公平、不平等，后续便爆发了社会主义运动。社会主义运动之后，西方又出现了像英国的凯恩斯主义。凯恩斯主义就是主张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来节制和修正市场；如果市场失灵了，政府就要介入。
佛罗里达州森赖斯市，购物者在“黑色星期五”当天忙于购物（图源：华尔街日报）
但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，中国的经济哲学从一开始就不一样。从春秋战国时代起，中国就一直认为发展经济是政府内在的责任。现在我们要理清楚的是：政府在什么地方要“有为”，在什么地方要“无为”？我们需要搞清楚实际的边界在哪里。
我们同时也提出来，这两者之外还需要一个“有活力的社会”或者“有力社会”。光有政府跟市场这两个因素是不够全面的，要“三位一体”的“三有国家”才稳定。中央强调“放得开、管得住”，前提是先“放得开”，然后才是“管得住”。但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太过于“有为”了，好多地方政府没放开，把企业和社会管得死死的。不放开，那就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“放不开、管得死”，这不算本事；放得开且管得住，才算有为。
在放不开的情况下管死了，我觉得这种应当是负面的“有为”，是不应当做的。首先政府要放开，然后再把规制建好、管理好，对社会、对企业都应当是这样。现在企业家也觉得施展空间很少。所以，我觉得，建设统一大市场跟这个“放得开”的问题是关联的，统一大市场还需要解决“放得开”的问题的。
一方面，各级地方政府确实放不开。我一直在强调“内部开放”的重要性。以前我们的政策叫“对内改革，对外开放”，但我个人觉得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，“对内开放”更加重要。各个区域之间、各个省和行政区划之间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等都要互相开放，才能形成统一大市场。互相不开放的情况下，那就会产生在1980年代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地方保护主义的“诸侯经济”现象。
所以一定要开放。企业本身是开放的。利用企业家精神去推动，去克服一些行政阻力，构建统一大市场是完全可行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同步照顾到社会的整体利益，如果让资本完全主导，那对社会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；例如，原本一个公司只是在一个城市“割韭菜”，统一大市场后变成在全国“割韭菜”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执政者要通盘考虑，政策制定就相当于当“中医师”，要整体系统协调，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，而不是从某一个单一角色的利益出发。
大湾区评论：
我们一直在说要践行“高水平制度型开放”。我们现有的规则、规制、标准在与国际最高标准对接时，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？
郑永年：
首先规则、规制是由人制定的，其次不同阶段的规则也不一样。现在的国际规则，比如WTO体系，早期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；我们也承认这些规则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，尽管现在美国把它“抛弃”了。
以前中国只是规则的接受者。加入WTO之前我们叫“接轨”，为了加入WTO，全国上下修改了1万多条法律法规和政策。而如今在很多领域，中国不仅是接受者，也是规则的参与制定者。因为我们很多领域的产能非常大，技术也不落后，比如新能源汽车处于领先地位。所以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，中国不仅要做制度的接受者，还要做制度的供给者（supplier），成为规则的制定者。尤其是现在美国把以前那套比较好的自由贸易体系丢掉了，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，中国一方面要扛起美国丢掉的自由贸易大旗继续往前走，另一方面要把我们自己先进的规则加进去。
面临的最大障碍在哪里？还是从宏观到微观落地的问题。现在中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。一方面美国在宏观层面上越来越不开放，尤其是针对中国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，但在微观层面上，美国社会还是比较开放的了，这是美国的传统，它的大学、企业如果没有政治压力，是不会拒绝中国优秀留学生和中国资本、技术的。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企业都是一代、二代移民，其中很多创始人很多都是华裔移民。哪怕是一些中国企业出海，美国企业也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的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目前宏观层面的政策越来越开放，倡导高水平制度型开放，甚至是单边开放，但是在微观基层，我们的一些地方还不够开放。前面提到我们去年有庞大的贸易顺差。如何把宏观层面的高水平开放真正落地到基层？无论是长三角、珠三角还是海南自贸港，大家都面临这个执行层面的难题。
巴拿马运河原为中立的航道，在2025年开始突然成为中美对阵的前线，2026年2月23日，巴拿马政府突袭两港口，强制接管接管长和在港口设施（图源：BBC）
大湾区评论：
您刚刚提到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。在严峻外部环境下，中国如何在坚持“高水平对外开放”的同时，构建起足够坚韧的国家经济安全防御体系？
郑永年：
中国一直是把发展与安全统筹推进的。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构建一个牢固的安全体系。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在某些微观层面把安全强调得有些过头了，反而导致了开放不足。从世界范围来看，中国经济在宏观安全上还是最坚固、最稳定的，而且不仅是国内稳定，也是在锚定世界经济的稳定性。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，我们自身能保持5％左右的增长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还是在30％左右。一个国家能做到这样，是非常不错的。
至于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，有些方面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。美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很难完全封闭起来。比如中低端技术产品它自己不生产，特朗普的“再工业化”也没成功，这导致了它就必须得依赖进口。假设美国不从中国进口，也得从其他国家进口。并且，中美之间只要有了一定的政治互信，双边贸易就会恢复正常，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实际上是比较互补的。我们也在大量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和金融服务。
在当前战火纷飞的时代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显得越来越重要。中国自身的稳定，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，也是构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障。现在世界实际上有极化和碎片化的趋势。中美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的实力基础之上的，中美关系怎么走，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单方面定义的，而是中美两国共同定义的。
在保持稳定的同时，我们要更加大胆地开放，进行更深度的改革。中美大国之间的竞争，比的不是谁更封闭，而是比谁更开放、谁的改革更深刻。如果我们过度强调安全，形成过度的泛安全化，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发展。美国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，这其实是中国的机遇，我们要更加开放，更需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。
中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？以前西方靠坚船利炮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改变世界，比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中国靠什么？我们早就提出要用优质的产能去惠及世界。西方污蔑我们是产能过剩、向外输出内卷，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如何让优质产能走出去，去帮助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去发展。
西方式的现代化有一个特点，自己发展起来以后，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了，不让其他国家爬上去。中国式现代化刚好相反，本质是“开源”的。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以后，不仅不抽梯子，还把梯子伸出去，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也发展起来。这不仅顺应了全球化，更是在奠定未来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。现在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发展不平衡，一部分国家发展起来了，其他国家发展不起来，这就滋生了暴力和动荡。中国“开源式现代化”正在帮助其他国家发展，正是维护世界稳定的根源。所以，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足够的信心，坚持它的开源性，这不仅关乎我们自己的发展，也是在重塑整个国际秩序。
在中国援建的博茨瓦纳莫帕尼小学，学生们正在上课（图源：新华社）
大湾区评论：
您一直强调中国要实行“单边开放”。但在我们向全球单边开放的前提下，西方却在AI、芯片、先进制造设备上对我们层层加码予以封锁。在这种西方事实上“不对称开放”的格局下，单边开放的边界在哪？我们又如何防止自己的核心技术流失？
郑永年：
其实西方现在对我们的核心技术封锁，它们心里也是没底的，也是没办法。因为像中国这样全体系崛起的经济体，西方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今天的中国对整个西方来说完全是一个“新生事物”。以前在西方内部，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，后来德国崛起，再后来美国崛起，这些模式他们都是互相了解的。后来苏联崛起，走的是计划经济模式，他们也了解。再后来日本崛起，又被他们打压下去了。但是中国的崛起不是单一维度的崛起，而是全面的崛起。在联合国工业统计部门的分类中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。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西方完全不认识，所以它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。
现在特朗普对中国进行打压，但实际上，比起以前那些老派政客，特朗普已经更接受现实了。以前西方一直幻想中国会崩溃，污蔑我们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、数据是造假的。但是，即使统计数据难免有瑕疵，但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这些城市群的高速发展是肉眼可见的。以前的老政客相信能打败中国，但现在像特朗普、万斯、卢比奥这些新现实主义者，其实内心已经承认中国崛起了，无法打败了，所以只能进行正面竞争。只能是在那几项高科技领域卡一卡“脖子”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所以我们不要太悲观。
我以前说过，美国卡我们的“脖子”，我们也可以卡它的“腰”。美国的中低端制造已经空心化，现在美国想重振造船业，但它目前困难重重。例如它的造船能力只占全球份额的极小部分，一条大船里高科技部分大约能占30％，其余大量的基础还是中低端的零部件组成的。如果制造业空心化，光有高科技是不行的。现在中东，美军非常昂贵的高科技导弹可以被伊朗极其廉价的无人机给拦截，双方的战争成本极度不对称。这些都证明，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中低端制造基础，仅拥有高科技也是会陷入危险的陷阱。
就产能来说，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强大的。我们要以产能改变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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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内容为《大湾区评论》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。
GBA 新传媒
对话整理 | 冯箫凝 伍子尧
校对 | 伍子尧
排版 | 许梓烽
初审 | 覃筱靖
终审 | 冯箫凝